011954年,丁尚彪出生在上海。1948年,他父亲选择加入国民党,从此这个家庭被人另眼相看。
1970年,丁尚彪中学毕业,正逢上山下乡的高潮。上海青年,当时最爱去江西,因为离上海近,而且还能吃上米饭。去云南和黑龙江的也不少,穷苦的安徽则是最不受欢迎的。丁尚彪出身不好,组织上怕他越境叛逃,所以去不成云南黑龙江,江西更是轮不到他。最后,只好去了安徽淮北的五河县。
过完生日的第二天,丁尚彪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,母亲在后面哭,他一滴眼泪都没流。少年时,都迫不及待地想早日离开家。
到了满是蜘蛛网的土坯房子里,三个少年迟迟不敢相信这就是他们未来扎根生活的地方,一起坐在地上哭。
但生活还是要继续。这个时候,丁尚彪就体现了在逆境中不抛弃不放弃的底质。他任劳任怨,每件事都能干好。很快,他被评为县优秀知青代表。
为了改变命运,1972年,18岁的丁尚彪开始学英语。他花30元买了一台收音机,又找来四本英文书,开始了和命运的第一次死磕。
两年后,丁尚彪被招工进了县城一家集体所有制工厂。在这里,他遇到了一个上海女知青,陈忻星。同在异乡的两个上海年轻人,很快就相恋结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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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,陈忻星因为父亲去世,先调回了上海。丁尚彪继续留在五河。
丁尚彪做梦都想回上海,但饭要一口口吃。他先想办法调到了合肥,然后又给自己定了一年回到上海的计划。那个年代,如果没有关系或特殊政策,从小城市调到大城市,不异于登天。但如果有人愿意和你对调,那就容易多了。丁尚彪在上海路边的电线杆上到处张贴对调启事,结果还真有人愿意调回安徽。他私下又给了对方400块钱。1981年,丁尚彪调回上海。
回到上海后,两人的女儿出生,取名丁晽,“晽”的意思是光明和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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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上海,因为学历低,又没背景,他做过炊事员,管过后勤,在单位领导看来只算 “三等公民”。
生活虽然艰难,但丁尚彪从未落下读书。
回城后,他每晚都在夜校苦读。当时,他的厂里也鼓励青年职工补习文化和技术。丁尚彪从初中一直补习到高中,后来又读了中专的行政管理专业。单位共有19名中层干部参加学习,最后仅丁尚彪拿到了毕业证书。
02转机出现在他34岁那年。
上世纪80年代末,中国很多城市都兴起赴日留学热潮,尤其在上海,几乎每个上海人身边都有亲戚朋友想去日本。
丁尚彪开始没想过去日本。但他一个到日本留学的朋友的一封信改变了他的主意。信里说,日本人不要的彩电、冰箱、微波炉就丢在马路上,捡起来就能用。这极大诱惑了丁尚彪。要知道,当时在上海买国产的黑白电视机都要凭票,还不一定买得到。
当时对自身处境并不满意的丁尚彪,决定去闯一闯。
他的学历,能做到中层干部,已经到头了。而且他也很想去日本看看,这个国家为什么可以吸引周恩来鲁迅郭沫若这些人。
因为要办去日本的护照,他和单位领导闹得很不愉快。单位要他补上夜校培训费,最后他用3个月的工资,补交了费用,也彻底丢了工作。
为了凑齐留学费用,他和妻子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人,才勉强凑够42万日元,折合人民币3万多元。在1989年的上海,这笔钱,相当于一家人15年的工资总额。
临行前,单位领导知道丁尚彪很快就要去日本,“关切”地问什么时候出发,还说要派车来送。丁尚彪下意识地拒绝了,并在出发日期上撒了个谎。后来才知道,领导是想把他硬拦下来。
经历千辛万苦之后,1989年6月,在妻子热泪不止又满含希望的注视下,丁尚彪踏上了飞往东京的客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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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东京,他找到两份洗碗的工作,一个月里挣了16万日元。他基本都寄了回去,先把借的钱还一部分。
7月10日,丁尚彪飞往北海道。
学校位于一个很偏僻的村落里,满目荒凉。村里和现在中国农村很相似,青壮年都去了大城市谋生,剩下来的十几户居民中,老人和儿童各占一半。
当地本想吸引中国人前来居住,为地区注入新活力。但中国学生是抱着打工心理前来的,怎么可能安心待下来?
很快,同学们就接二连三逃走了。日本人很不理解,为什么这些中国人不能安心留下来学习?
又熬了一星期,丁尚彪决定和同学们集体出走。但这一次没走成。
逃走的想法像野草一样在心里蔓延。一天晚上,他和两个同学决定再次逃跑。
他们吸取了之前的教训,看到有车经过就趴到路边的草丛里。走了一段时间,突然有辆车在附近停下来。学校的王校长从车里走出来,焦急地喊大家的名字。他喊道,这里有狼有熊,很危险,要走,我送你们走!
这位校长是出生在中国的日本孤儿。他能理解大家为什么要逃走。
王校长一直把大家送到阿寒町,从那里沿着公路,就能到达火车站。大家都很感激他,拥抱后一一上路。
三人走到天亮,才到火车站。坐上火车到达东京时已是晚上,他们的心终于放下。
15年后,丁尚彪离开日本前,特意回到北海道当年的校舍,郑重鞠了三个躬。这是他梦开始的地方,虽然短暂,但永远难忘。
03在北海道,丁尚彪还是一个合法的留学生。但到了东京,因为转校申请失败,他变得什么都不是。
他不想回国,被众人耻笑,用一辈子还债。于是,他只有留下来一条路。
他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,自己来当铺路石,让女儿踏着他的身体,去改变家庭命运。
在上世纪90年代,日本经济远比中国发达,丁尚彪洗碗一天的收入七八百元,抵得上他在上海7个月的工资。
不通日语,丁尚彪就找一些不太依赖语言沟通的工作,比如洗碗、保洁等。
白天在工厂上班,晚上去餐馆洗碗,周末去做清洁。
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,下半时通常都已凌晨。没有末班车,就沿着铁路走回住处。他住的地方靠近铁路,因为吵,所以便宜。房租一个月是2万5千日元,几个人分摊。不到十个平方的房子里,住了四五个人,反正只是回来睡一觉。
回来还要做饭。饭菜都是买最便宜的,晚饭吃完后,剩下的带出去做第二天的午餐。
丁尚彪在所有地方,都是能省则省。住处没有洗澡的地方,就在厨房里洗,用塑料袋围在一个桶里,站在里面洗,水就不会漏得到处都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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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就在厨房里,拿个塑料袋围起来洗,这样不会漏水到楼下。
他从穿的到用的,西装、皮鞋、电视、冰箱,基本都是捡来的。
因为开始时不会日文,有一次厨师长着急地让他做个事,丁尚彪一时没搞懂,就被狠狠地甩了一巴掌。
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,丁尚彪见缝插针学习日语、写作以及各种考证。后来,他考到了五本执业证书。
虽然丁尚彪是非法打工,但他坚持像日本人一样纳税。这不能说是高尚,而是基于现实的考虑。丁尚彪想,如果遇到警察,有税单也许能让人觉得你是好人。后来果然在街上被警察抓到,但警察看到一叠税单,竟然把丁尚彪放了。
另外,有税单,才可以去考各种资格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