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7年冬天,父亲所在的拖拉机厂面临清算,他选择了买断工龄。办妥手续,拿到钱后,父亲成为了万千下岗工人中的一员。
父亲下岗后,尝试做起小生意,他不知从哪学了一门手艺,买了家伙什,走街串巷卖起了冰糖葫芦。
冰糖葫芦并不畅销,加之他性格木讷,不善言语,生意还没摸清门道就黄了。这次失败的经历,似乎预示着父亲不适合自主创业,后来他又尝试卖水果、蔬菜,无一不以灰头土脸告终。
那时母亲刚完成了她生命中一次重要的跃迁——由农村嫁入城里,又顺利生了个大胖小子。本以为人生就此高歌猛进,谁料风云突变,问题一个接一个暴露。
父亲失业,原本不富足的家庭一下变得拮据,生活上的压力诱发争吵,争吵又升级为武力。母亲不是父亲的对手,每次争吵,都是一场单方面的制裁,母亲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。
那时电话还没流行,母亲挨了打,只能偷偷抹眼泪。娘家距离城里二百里,她回不去,于是她把姥姥接到城里,企图给自己壮势。
姥姥到了城里,没几天就收拾包袱回去了。临行时,她眼泪鼻涕抹作一团,哭诉道:“我一辈子没被人这样骂过,今天被女婿骂,真是作孽!”
母亲说,就是那时,父亲的病症崭露出了苗头,或者更早一点,只是没有表现出来,是精神病。大家都说不清他到底有什么毛病,总归是精神出了问题,既然是精神上的问题,就统统算作精神病。
父亲异于常人的暴躁,发起飙来六亲不认。我小时候爱哭,父亲对此很反感,一次我的哭声引得他震怒,差点因此丢了性命。
“他抱起来你,就要往楼下扔,我抱住他的腿才把他拦住。”母亲回忆起这段经历心有余悸,她补充道,“我要不拦着他,他真的会那样做,他就是那样的人。”
奶奶对父亲的病症不闻不问,她只当他脾气暴躁,家里出了一个精神病是件极不光彩的事。在这样的纵容下,父亲变得更加肆无忌惮。
1999年的年关,奶奶和邻居撮合了一桌麻将,从下午玩到了天黑。父亲回来,看见母亲在牌桌上,骂了两句,动手便打。
一圈人吓坏了,拉也拉不住,婶婶跪在一旁磕头,边磕边哭:“哥,求求你了,别再打了,再打嫂子就死了。”奶奶和邻居上前去拉,也被推倒在地。
那天母亲被打得没了人样,头发被抓掉大片。在婶婶家躲了一夜后,母亲决定离开这个家,回到老家去。
这一年我三岁。落寞的清晨,母亲牵着我坐上了回乡的依维柯商务车。依维柯跑得很快,二百里路,只要两个小时,母亲什么也没带,我是她唯一的行李。
许多年后,她再向我说起这段过往时,我仍能真切地体会到她的绝望和恐惧。父亲不光是她青春年华里的劫数,也是我年少岁月挥之不去的阴影。文王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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